头条:科鲁德推出KD-K1 keybhub一体机键盘

这与普遍承认的经济智慧是相反的——传统经济观点认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唯一方法就是私有化或自上而下的监管。

1990年决定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从1992年~2002年，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了中国。日报：这28平方公里对上海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整个上海也就放开了？ 周瑞金：28平方公里肯定对上海推动很大。

另外是贸易领域的监管模式搞了创新，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的货物自由流动，都搞集中分类的电子化监管模式，这次没有政府审批，搞负面清单。第一个十年是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这条道路作为我们改革的目标，因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979年是改革的元年，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向中央申请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中央批准四个经济特区，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国际贸易进入新阶段，现在的国际贸易是以服务贸易为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从贸易向投资转变，以投资为主，投资自由化。邓小平当时提出，在中国造十几个香港。我估计还要看一年左右，北天津南广州最有希望来推广，二者可能同时获批。

日报：除了法律保障外，对于干部而言，还需要什么激励以推动其改革的意愿？ 周瑞金：人员的及时提拔和使用，把人放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就是对他的鼓励。1991年，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发表于《解放日报》后，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那一轮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

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

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

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

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

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

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

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

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

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